一进门，柯鲁就迫不及待地对林白曦说：“最近别人给了我一张照片儿，那是1973年我走的时候你来送我，跟其他十来位来送我的朋友在一起。”
柯鲁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生在中国的加拿大人。柯鲁比林白曦大四岁，早在1972年他们就在北京认识了，柯鲁父母都在北外任教，住在外语学院的职工宿舍楼里，文革的时候他的父母被抓，由柯鲁掌管着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手头上算是比较宽裕的，因此柯鲁和他的两个弟弟经常在家里招待同样没人管的外国野孩子们。那时候在北京的外国人是属于被隔离的那一拨，和柯鲁林白曦一样，这些孩子都是生长在北京的“假老外”。也是在柯鲁家里，林白曦第一次听到了乐队的唱片。“当时听音乐是一个大活动，文革那时候，音乐特别重要，不像现在的音乐，都下载了。那个时候得费一番功夫才能弄到，我是跟友谊宾馆的一些外国人有来往，所以我这里就成了一个散发地。当时能听到的都是样板戏，有披头士的音乐觉得特新鲜特兴奋。”
柯鲁还记得1972年林白曦第一次到他家来的时候，当时是他的一个弟弟带林白曦进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年轻，林白曦又比柯鲁小四岁，所以两个人走得不是很近。73年柯鲁离开北京，林白曦和别的外国“野孩子”们一起到火车站送他，那张照片就是那个时候拍的。柯鲁和他的弟弟坐火车到香港，取道新加坡、马来西亚，在南亚走走停停，后来还赶上了希腊的政变，路上花了半年的时间，最后终于到了伦敦。74年林白曦也终于离开了中国，回到芬兰服兵役。两个人再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末。还是在北京，1987年柯鲁作为中国专家，在北京的一个煤矿公司任外方代表，和林白曦的芬航办公室在一座大楼里，离得不远。“我们俩一天上班的时候突然见着了，十好几年没见了，发现两个人的日子过得还都不错。人对于自己的年轻时代，总是想法给它美化了，文革的时候大家可都够呛，到了现在，有些事情就故意给压制住，不去回忆了。不过只要现在你对自己还比较满意的话，你就不太会计较那时的苦。”柯鲁说。
近两年柯鲁和林白曦交往并没有那么密切，按照林白曦的话说：“两个人都是埋头干事业的人。”有的时候林白曦会从柯鲁的公司进点酒，再加上柯鲁的夫人在北京国际学校正好教林白曦的女儿，两个人一见面还是熟得不行。柯鲁87年回到北京，在煤矿干了5年，又到美国呆了两年，94年和朋友在中国开了一个搞包装业务的公司，却因为资金问题没有坚持下来，和他一起做公司的美国朋友，正好是一个懂酒的人，那个时候，中国没有什么好酒可供消遣，于是进口葡萄酒就成了他们公司的主要业务，这也是柯鲁与葡萄酒打交道的开始。“我们算外国公司在中国进口葡萄酒最早的了，不像现在，那么多做酒生意的公司，每个公司代理几百种酒，整个中国市场上现在能有上千种酒了，竞争很激烈……”三个人一瓶酒，不知不觉间，桌上的“怡园”已经见底了，两个人谈起葡萄酒的种类、产地和口感， VDT、VDP、AOC；赤霞珠、梅洛特、黑皮诺；波尔多、勃艮第……让我这个外行很难插上嘴，却长了不少见识。
柯鲁住在西三环万寿寺东，那是一处独门独栋的四合院，他还在地下挖了个酒窖，“但我还没敢往里面放酒，只存了大概五六十瓶。其实不能叫酒窖，我管它叫地窖。我们家好几代在中国，姥姥姥爷都在北京，我母亲在中国也有50年了，她现在还住北京呢，我家的这个院子还是80年代末我父母被北京市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的称号，经北京市特批才买下来的。我算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人。”柯鲁的三个儿子都在国外上学，每年放暑假他们都会住在这里，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就在院子中央支起烤肉的架子，自然有三两瓶好酒伺候着。“我觉得中国的文化遗产是个挺好的东西，遗憾的是到我儿子这辈传的不深，中文结结巴巴的，我居然觉得对不起祖上了。”柯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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