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石头过河”和“一切向前看”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

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洗礼，欧洲人开始从中世纪的蒙昧和宗教裁判所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去完成人自己认识世界，建设生活任务的时候，由于上接希腊人善思深思的传统，觉悟了的先哲们在向人们启蒙，便着力继承亚里士多德的工作，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揭橥两面思想大旗，锻造了两件思想工具：由培根开创的英国经验主义归纳法和由笛卡尔启迪的大陆理性主义演绎法。就是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武装与指引下，欧洲大陆经过了激烈的社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不仅彻底改变了欧洲的面貌，改变了英法移民统治的北美的面貌，而且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虽然由于人的局限性，欧洲人找到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并不完美，更非万能，由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创造的这个世界也并不完美，更非天堂，但历史告诉我们，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人们至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有效最有益的思想工具。也许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一天人们会找到比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更好的思想工具，但在历史的现阶段，人类前进，社会发展，绝非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莫属。然而似是而非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则不在此列。鱼目混珠，鱼眼睛还是鱼眼睛，不会成为珍珠；似是而非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也不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而是蒙昧主义，极权主义。中国大陆当局的指导思想“摸着石头过河”，“一切向前看”，就是这种似是而非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
（一）
“摸着石头过河”不是“经验主义”
“摸着石头过河”本是句乡谚俚语，有经验主义形象化表达的特点，但中国大陆当局在现代化建设中遵循的“摸着石头过河”方针，却不是经验主义的。经验主义有个前提，即人的思想能力。有思想能力的人，在生活实践的经验中，运用思想能力，由对许多个别事物经验的归纳总结，得出对事物本质的普遍性认识，形成思想。在这里，生活经验是基础，思想能力是前提，并不是经验决定一切，而是思想对经验的归纳分析决定一切。没有经验，思想能力固然没有英雄有用武之地，但没有思想能力，经验只是现象的罗列，对人认识事物性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形成思想，取得进步，并无意义。而生活中的正常人，只要生活，就有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能力对于人起决定性作用。欧洲人的幸运是，从古希腊开始，特别是从亚里士多德提出形式逻辑，欧几里德提供平面几何训练运用形式逻辑推理能力开始，思想能力的训练与运用，即使在中世纪黑暗时期也未停止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更是对欧洲人思想能力的进一步解放和更深入地训练，思想逐渐变为习惯，经验的介入，又使它如虎添翼，八面威风。思想终于成了欧美人士的生活方式。所以，牛顿才会从观察的经验出发，归纳出万有引力，揭示出宏观世界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洛克才会从观察的经验出发，归纳出对认识起源的深刻认识——“白板论”，对人类社会发展自由民主前景有深刻的阐述；亚当斯密才会从观察的经验出发，归纳出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导的深刻认识，揭示出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达尔文才会从观察的经验出发，归纳出进化论，揭示出生物适者生存，器官用进废退的进化规律。而中国实在不幸，自秦始皇焚书坑儒起，中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又科举开考，八股取士，思想成了禁区。中国人因没有思想的权力而失去思想的能力，只会用征圣宗经的方法，拿子曰诗云作根据，在阴阳对立统一转化的思想模式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千古文章一大抄，看你抄得妙不妙”。虽有经验，而无思想。大陆搞社会主义以后，情况更糟。“舆论一律”，严于焚书；反右文革，酷于坑儒；“舆论导向”，外松里紧；金钱地位，软刀割头。中国人思想僵化的程度，中国人思想贫乏的程度，中国人不会思想的程度，空前绝后，登峰造极。在这种情形下，鼓吹“摸着石头过河”，只能是在鼓励瞎子摸象：摸着耳朵的，说象像蒲扇；摸着腿的，说象像柱子，摸来摸去，只能摸个四不像。果不其然，摸着阶级斗争为纲不灵了，改摸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衙门，军队机关，文教单位，都纷纷下海经商，浑水摸鱼，GDP上去了，文化下去了，高楼大厦多了，道德信仰没有了；摸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又只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名义上大家一齐摸钱，实际上捷足者先登，权贵和傍权贵的这一小部分人便首先摸得囤满缽满，国内装不下，存到国外，一套别墅不够，两套三套，还不行，移民海外，而贫穷的人干了五十年社会主义，干了二十年改革开放，只能流汗，流泪，卖血，卖身，卖命。曾几何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又回来了！这就是现代化么？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么？为什么老牌的欧美发达国家不这样？为什么后起的发达国家韩国新加坡不这样？为什么发展势头目前还不如我们的印度也不这样？为什么当年能跟美国抗衡的苏联也并不这样？“摸着石头过河”，真让我们摸到了四不像。没有思想工具，没有思想能力，没有思想习惯，尽管有历史上先进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可借鉴，尽管有现实生活中发达国家的榜样可学习，我们仍旧不能不一再面对本可避免的危险，不能不一再重复着本应避免的错误。只要思想还没有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无法摸到出路，即使干现代化这种开天辟地的大事业，即使在全球化信息化这样伟大的新时代。
经验主义除了思想的前提外，还有一个主体的范畴，即谁经验，谁思想。英国起源的经验主义主体是每个英国人。自1215年签订《自由大宪章》以来，英国的统治者英王和中层的贵族，骑士，业主跟底层的劳动者都在行动，用法律的形式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以至于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也是以三赢的方式实现的：英王和贵族失去了一些权力，但保持了利益和形式上的地位；资产阶级成了统治者，但对英王和贵族有所让步，对生产者工人阶级有所让步，容忍分享权力和利益；生产者工人阶级虽然还处在社会底层，权力和利益不仅没有被剥夺，而且与时俱进，水涨船高，总在扩大和提高中。因而，英国的经验主义是包括每个英国人的经验和思想的主义。最有意思的例子是，号召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马克思，在他的祖国普鲁士不能安身，在文雅的法兰西不能立命，倒是在资本主义发祥地英国的伦敦平安度过后半生，大写特写打倒资本主义的文章，公开建立推翻资本主义的组织。生于德国特里尔的犹太巨人，死于伦敦寓所，葬于海格特公墓，坟墓至今完好无损。对自己的死敌都能容忍，对自己死敌的智慧都要汲取，这就是英国的经验主义。中国则相反，“摸着石头过河”，摸的权力只属于统治者个人。也就是说，只有统治者个人的经验是经验，别的人无权摸石头，即使摸了也无权说出自己的经验。远的不说，近一百多年来，慈禧只准自己摸石头，不准光绪摸；袁世凯只准自己摸石头，不准孙中山摸；蒋介石只准自己摸石头，不准毛泽东摸；毛泽东只准自己摸石头，不准梁漱溟，马寅初，章伯均，罗隆基，儲安平，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摸；邓小平只准自己摸石头，“毛在，毛说了祘，我在，我说了祘”，不准胡耀邦，赵紫阳摸。这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只准统治者个人自己摸石头，别人只能跟着他过河是极权主义，不是经验主义。像英国那样，倾全国之力，进步仍不免磕磕碰碰，不停立法改选，中国凭一人之力——又是一颗不会思想的头脑——来治理，屡屡“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也就不奇怪了。今天，中国大陆经济世界一枝独秀，俨然世界工厂，而对民族的基础——教育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卫生资源分配也几乎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也就不奇怪了。奇怪的是当局说我们还要现代化，一体化，那就请从审视“摸着石头过河”开始，回到经验主义认识论和归纳法的正途上来，注重思想能力的提高和思想方法的培训，让思想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让每个中国人都来摸石头过河。
(二）
“一切向前看”不是“理性主义”

“一切向前看”也是这样，看似诉诸人们的理性，满腔热情呼唤人们向前进，充满了理想主义，其实不然。笛卡尔标举的理性主义，推崇精神，相信人的理性可以用几个原则或几个公理提纲挈领，就可以把握世界的秘密。理性主义就是理性的人寻求破解世界秘密的原则或公理的纲领。欧洲大陆启蒙运动就是解放人的理性，破解世界秘密的壮举。法国的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社会主义，德国的批判哲学，绝对精神，俄罗斯的民萃主义，马克思集英法德俄理想之大成的共产主义，都是既影响了本国社会发展，又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代表。继英国而起的德国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诞生了有划时代意义的量子论和相对论，不是偶然的，是德国哲学，德国精神，人的理性达到极致的结晶。中国自“五四”运动起，在唤醒中国人理性的同时，也在崇高理想的鼓舞下，奋不顾身地投入改变中国的斗争中。浴火凤凰的高自期许，“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豪迈誓言，都在“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和“万寿无疆”的独裁统治下烟消云散，杳如黄鹤。大陆当局提出“一切向前看”的时候，正是大陆理性被摧残殆尽的时刻。失去理性的人不仅成为个人迷信的牺牲品，而且沦为艰于生存的物种；不仅统治者玩弄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破灭了，而且社会生物应该具备的道德和信念也扫地以尽。饥者易为食，寒者易为衣，改革开放，百废俱兴，洗心革面，适逢其时。事半功倍，理应是归还大陆人思考的权力，唤醒久蛰的理性，万众一心，继往开来，掀开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遗憾的是，大陆当局对大陆人刚刚苏醒的理性，既不珍惜，又不宽容。“一切向前看”不过是取消大陆人对历史上和现实中诸多问题思考的权力，发言的权力，新版的愚民政策而已。糟糕的是，愚民政策愚民的同时，也在愚君。对过去的封闭，对现实的隔绝，必然对未来心中无数，即使统治者真想实现现代化，强国富民，做起来也是混沌一片。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一切向前看”，应该看到社会往前发展的全面进步，政治进步，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物质财富增加的同时，精神财富更快的增加。一句话，大陆中国人的进步和提高。而现实是，“一切向前看”，看到的“一切”都是钱。“发展是硬道理”事实上是“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七上八下”因而就成了生命线，经济指标因而成为对外炫耀，对内愚民的唯一道具。这样看了二十年，干了二十年，成绩当然不是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讲还很大，但是共产党祖宗马克思揭露痛斥的剥削现象，一个多世纪之后，又在他信徒治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极富特色地泛滥成灾；就算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算起，二十六年了，我们，堂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决自家的台湾问题，还要看美国人的脸色行事，而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算起，经过二十六年，1894年就已经在黄海之战中打败亚洲第一大国中国的满清王朝；礼仪之邦，文明古国，缺乏诚信，不讲道德，一个印度青年商人能在广州买毛毯悄悄送给露宿街头的流浪者，而北京的一家慈善机构搞募捐晚宴，竟没有一家中国大陆大公司出席——五十五年社会主义，二十六年改革开放，继日本战败复兴，大韩民国早发达了，台湾岛早发达了，中国大陆还在当发展中国家的龙头老大。这样继续把“一切向前看”理解成“一切向钱看”，中国人朝思暮想的大汉天威，盛唐气象，真不知道何时才能再现。财富是人创造的，人创造的财富也是为了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决不能以“让一部分人先穷下去”为代价；“富”的含义不仅仅是指物质的东西丰富，而且是指精神的东西也丰富；创造财富不能单靠劳动者不值钱的血汗，而应该更多依靠高贵的人的自由与智慧。压制理性的人，不是非理性，就是无理性，他们不懂的，只看到钱，钱就会变成陷阱。
而非理性或无理性——无视人的自由和智慧——在中国由来已久。孟子的设计最著名：“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历朝历代的最高理想都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国泰民安。连到十九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已经把资本主义带进中国，太平天国有名的《天朝田亩制度》向往的还是田园牧歌，“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也”。着眼点都是吃饭，办法都是把人拴在土地上，把土地当作刮金板，把人当作从土地上刮金的工具，既不考虑人的智慧，又不考虑人的权力，实际上扼杀了中国人的理性，把人等同于动物。由于理性的窒息，因而，中国人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几千年，一直只会依靠人的体力和畜力；虽也有世界公认的四大发明，但对事物现象的本质规律基本毫无发现；虽因勤劳俭朴也造就几个辉煌盛世，但总也逃不出辉煌-毁灭的循环；世世代代都只会重温尧舜之治，太平盛世的旧梦，不知道，也没想到人还可以创造别样的新生活，所以站在黄土地上看老牛耕田的乾隆，才能傲然对他毫不知情的站在蒸汽机前把手伸向全球的英国，说出这样的大言不惭的话：“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物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置办物件”。中国人就这样跟追求理性觉醒的欧洲人，由禁锢而自由，由专制而民主，由技术而科学，由体能而汽能，电能，核能，完全相反，至今仍未有根本的改观。这样的历史的包袱，积淀到今日又使“一切向前看”演变为“一切向钱看”。单单责骂当局，不公平，也解决不了问题。当务之急，是唤醒大陆中国人的理性，给予应有的思想的权力，说话的权力，让理性主义的旗帜在中国高高飘扬。

( 三 )
理性经验主义或经验理性主义

总之，十三世纪英国发生的《自由大宪章》运动，十四世纪由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十六世纪由德国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证明欧洲人赢得了发现的权力和能力，重新发现了世界，重新发现了人。有了发现的权力和能力，继续前进，发现的方法或工具就至关重要，于是在十七世纪初，英国产生了“新工具”——重在归纳的经验主义，法国产生了“新方法”——重在演绎的理性主义。尽管人们很快发现，经验主义因为人的经验的有限性，不能归纳事物的所有现象，因而所得认识与事物真相总有距离；尽管人们很快发现，由于人的智力的有限性，理性主义解释不了来源问题，有无根之嫌，所得认识不一定是事物的真相。但由于欧洲人对两者利弊的不断深入辩析，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作为思想方法，思想工具，由对立而结合而融合，保证了欧洲人对世界，对人的发现日益深入，愈走愈远，有力地推动着欧洲社会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胜利发展，现代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在改变欧洲的同时，也改变了整个世界。
与欧洲相反，中国人在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统治下，迫于政治暴力和经济利诱，既没有发现的权力，更没有发现的自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久而久之，发现的能力丧失殆尽，思想方法或思想工具的创造根本无从谈起，发现的成果自然一片空白：除了重复重复先人的发现之外，了无新见。“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中国人发现的开始，也是中国人发现的结束。因为支持这个“天不变”思想的八卦哲学，阴阳对立统一转化，六十年一个甲子，五行相克相生，确实是中华民族先民的重大发现，揭示了世界循环往复，稳定不变的一面，很了不起。然而不幸的是，这个伟大的卓越见识，成了法力无边的仙人掌，中华民族翻了四千年的跟头，都没有冲出去。世界正如苏轼贬官黄州，夜游赤壁时，仰首望月，感慨万千，“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世界是变化的，又有相对不变的一面。因而，看世界就有从变化入手与从不变入手两种可能性。中华民族先民从世界的变化中看到不变的一面，为后人在复杂的生活中保持稳定，繁衍生息，开辟了道路，确实高明。然而，这种发现毕竟只有部分真理，把阴阳转化，对立统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作绝对真理，认为“物与我皆无尽也”，满足于把黄土地当作刮金板，刮起来四千年不停；满足于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作最高理想，跪拜皇帝二千年不停；满足于把王朝的更迭当作历史，陶醉于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悲喜剧表演，就错了，因为世界说到底是发展变化的，没有永恒，“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所以当我们打开久关的国门，才发现我们的不变优势原来是我们最大的缺陷：天朝上国，生存发生危机。更可怕的是，我们在生存还是死亡的威逼下虽被迫发现了自己的危机，却一直没有发现危机产生的根源，不承认我们的危机是我们不变的制度和思想，使我们没有发现的权力，没有发现的自由，没有发现的能力，没有发现的方法和工具造成的。甚至当有先生来教我们发现的知识，发现的方法时，总扭捏作态，只想当先生，不想当学生，软磨暗抗，死皮赖脸，不是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说词，，就是拿“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当借口。只愿改头换面，不愿脱胎换骨，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将，“摸着石头过河”不是经验主义，“一切向前看”不是理性主义，实际反映的还不是思想方法或工具的问题，而是发现的权力，发现的自由，发现的能力的问题。中国人争取发现的权力，争取发现的自由，培育发现的能力的任务，当前仍优于对思想方法或工具的锻造。如果仅就思想方法或工具而言，理性经验主义或经验理性主义，应该是猴年中国人手中最合适的金箍棒。用这根金箍棒，自由的中国人也许能从西天取得真经，实现我们对自己，对人，对世界的新发现。
附件
对《摸石头》一文回信的回信


谢谢。你的意见是唯一的回复。
你的批评很有道理。经验主义理论和理性主义理论，确实都在西方人士的不停追问下退避三舍，新的理论四百年来层出不穷，步步深入。西方的生命也正在这里。问题在于，作为近代思想源头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被超越了，沉淀为西方思想的基石，而不是被抛弃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互相融合，推陈出新，推动着社会前进。西方思想从希腊源头祘起，一泻千里，千变万化，近代以来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但万变不离其宗，“思”的本质，“进”的追求，并未改变。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有限的人类有限思想的永恒主题。因而，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对有限的人既有普遍意义，又有永恒意义。
中国情况则有很大不同。中国没有思想发展的历史，既没有创造改进思想工具的历史，又没有创立发展思想认识的历史，有的只是基于利益把握世界的主意。易经八卦，既是开篇第一章，又是结尾末一句。阴阳对立统一转化，反映了中华先民对世界的总体把握，深刻有力；阴阳对立统一转化，作为后代华人的世界观，狭隘僵化。任何思想源头，都有往四面八方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中国思想本也可以问，我是谁？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应该怎样去认识世界？然而，生活的现实规定了，由思想源头往下，是“思”是“用”，是“进”是“退”，中国人选择了“用”，选择了“退”，选择得中国思想只能思考“伦常治道的人生智”，不能，不敢，不会，因而也就没有再去思考形而上或形而下的问题，也就没有再去思考思想方法，思想工具的问题。先人的智慧化作大而无当的标本，后人的智慧沦入具体而微的生活。堂堂中国，代代轮回，输于“思”的民族，败给“进”的国家，理固宜然。即如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望闻问切的方法，君臣佐使的汤头，都很有道理，无奈全仰仗于医生个人的经验，在病理学，药物学，医疗器械，医疗方法上无力突破，不能更新，古今如一，医有如巫，远逊西医。我的意思是，西方思想此起彼伏，刷新很快，不能作为中国思想取舍的标准。就像中国的现代化要从工业化的基础做起一样，中国新时期的思想建设也要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做起，不能跟在人家后面喊口号，贴标签。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而无当，包罗万象的术语概念，只表示后人比起先人思想苍白，创造乏力，不表示对世界认识的深刻和丰富。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落后的情况下，能思想一枝独秀么？难道不是相反，正由于中国思想的僵化落后，才导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破败么？不过中国思想的僵化落后，我不认为是中国人（种）不行，而是历史选择“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造成的。是人类前行的一个插曲，不是中国人的宿命。
由此可见，今天中国思想建设，任重而道远，实艰于政治经济建设。而中国又历来缺少苏格拉底那样甘愿为思想献身的人，历来缺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鄙薄功业献身思想的人，历来缺少斯宾诺莎，亚当斯密，康德，维特根斯坦那样不要家室献身思想的人，将来即使排除了思想建设政治经济上的桎梏，中国思想建设怕也难以有成。中国历史上智慧通达的志士仁人很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面壁十年，皓首穷经，史不绝书，民皆景仰，我无意大不敬，更不想——也不能——把他们一笔抹杀，只是觉着他们除了庄周，更多的是热衷于政治和经济，以“用”为命，太多君臣家国的忠悃，并非以“思”为命，不知“思”的真谛，无助于中华民族走出祖先智慧的禁锢，创造新时代；无助于中华民族走出繁荣-毁灭的历史怪圈，创造新世界。我自己也并不能做到以“思”为命，也还不知道“思”的真谛，最多只能提出“思”的问题，论证不了“思”，更解决不了“思”，所以非常欢迎你的批评意见，感谢你在“思”的意义上的回应。这篇文章准备写三节，第二节已写出，正准备打。第三节正在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