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大学生读书与求职生涯

核心提示：本文展现一名普通大学生：刚毕业未久的大学生，从初中到大学毕业的教育历程，陈旧的教育体制和产业化改革带给他们什么？与之而来的是素质教育、中学课本改革、大学扩招、教育高收费、贫困生、性开放与性管制、考研热、出国热、就业难等时代符号

“我是大学生，包装设计专业，学了四年，”王卫峰鼓足勇气，近乎绝望地告诉前来招聘的男子，“你不要我是你们的损失。”那男子正要转身，似乎又来了兴趣，回头看了他一眼，说：“这样吧，再考你三个问题，答对了，这份工作是你的。”

——出菲林的文件格式是什么？

“JPEG或者Photoshop？”“错”

——当Word的文件导入CorelDRAW，会有什么变化？

“标点符号可能有些改变？”“错”

——你能看出这个盒子上是什么工艺？

“……”在男子凌厉的眼光中，大学生光环顿然失色。

“你无法想象那时有多难堪，在设计界，这就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小学生问题，”毕业一年后，如今挂着一家红酒类包装设计公司“设计师”头衔的王卫峰说，“而我却用了四年大学时间来解答，答案仍然为零。”

年龄：25岁

职业：包装设计师

居住地：深圳

代表阶层：毕业大学生

本文是《南方都市报》专题《成长，2006》之《中国十年·面孔》的文章

啊，素质教育

大扫除时，老师说，素质教育就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于是全班人开始素质教育起来。

卫峰生于陕西商洛市，出生那年——1981年，他的邻县老乡——“山里娃”贾平凹发表了近二十篇小说，并以“商州系列”将这片故土，构筑出一个诗意的乌托邦家园。1998年，已经47岁的贾平凹用《寻找狼》等作品对商州重写时，王在初中语文课本第三册《我的小桃树》中读到了他的名字。

但此时的商州已不是10多年以前的商州。面貌既不同过去，心态也异于旧状。心存疑虑的王卫峰，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找到那些蹲在街头晒太阳的老人，求证诸如“晚上在被窝里抓虱子、换老婆，站在屋檐下端着个比头还大比锅底还黑的老碗喝稀糊汤”的往事。

“这个挨球的，时代不同，那是以前哩。”老人们笑眯眯地告诉他。

走出陌生的商州往事后，王乘坐着穿过县城的公交车回家。在读小学时，他被老师称为“绘画天才”，但此时，他听从了做小贩的父母的劝告，放弃了天赋，最终走到“考大学的正途上来”。

王在学校200多人中排名36，在班上，他始终走不到前三名的位置上。但他的作文却独树一帜，“几乎当成了范文”。

在他的课本上，真正从语文角度来编选的篇目大约只占一半，全书没有一篇反映当代社会生活、议论精辟、文字精彩的作品。从初中到高中，议论文的分析和写作教学都是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条著名公式来进行的。

有一次，王写到一个类似因果循环的故事：“在公交车上，一个年轻姑娘踩了老大娘的脚招致辱骂，下车后，老大娘拖着三大包袱赶庙会，可怜兮兮，而姑娘却和男朋友扬长而去。”语文老师看后，沉吟说，“改，要改，要改成姑娘不计前嫌，反而去帮助老大娘，共赴庙会，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新风尚。”经老师润色的作文在各类征文活动中频频获奖，但王却对写作越来越淡却了兴趣，“那是人吗？人家打你骂你，你还新风尚？那是神！怎么能不尊重人性？完全编造，还不如不写。”与此同时，1997年第11期的《北京文学》上，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专题，刊登了一位小学生家长、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一位大学文科教师的三篇文章。文章谈到，学生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去分析字(部首、笔画、读音、义项)，很像在抢辞学家的活；教师要求练习答案不能与标准答案有丝毫出入，否则就算错；学生作文很多都是儿童八股，充斥着假话、假感想、假故事；目前使用的语文教材内容陈旧、落后。此后三年，由此引发的“如何改革中小学语文教学”大讨论，一直贯穿王卫峰的初中生涯。

但对于这些中国西部边陲县城的初中生来说，这一切似乎毫不相干，升学考试大纲，仍然围绕着这些课本出题。死记硬背名词概念、数理化公式、编造“雷锋故事”、周末补课，仍是这些学生的生活方式。

“那时候也提素质教育啊，墙上贴的全都是。”王卫峰说，他至今都没弄明白这个词汇的意思。在许多习以为常的日子里，解惑者和学习者有着同样的困惑：“素质教育”。从1985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来后，历时十多年，这个词经常被挂在嘴上，挂在学校门口，挂在报纸杂志的头版头条。

“什么叫素质教育？”老师也答不上来。只有在每个周二下午大扫除时，老师动员说，“不是说素质教育吗？素质教育就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于是，王卫峰和他的同学们欢天喜地的素质教育起来。

站在变革浪尖

“并轨了”“扩招了”孩子们在校园里叫喊着，王也跟着喊，却不知道喊了什么。对于前者，人们都说对自己不利；至于后者，王认为，这下考大学有希望了。

王卫峰在初中毕业前夕，接到了父亲车祸去世的噩耗。他决定考那位作家老乡贾平凹家乡所在的丹凤县师范，可以节省费用，“将来当个老师也挺好。”鉴于中国教育在这期间内发生了巨大转折——在中专甚至大学，国家统招统分的形式被学校自主招生、推荐就业的形式所代替，这就是所谓的并轨。教育市场化，它立竿见影的变化是：曾风行一时的中专淡出历史舞台，而大学的饼子则越摊越大——王卫峰对将来的走向做了相应的调整。有一次回家，他听到小学老师在叹息，“唉，要并轨了。”那位老师的小儿子在西安上大学，据说并轨后，即便大学毕业，国家都不包分配。

我靠，并轨了，王卫峰倒吸了口冷气，他在想，“总之对我们不是好消息吧？要不然老师也不会摇头叹气。”于是他以绘画特长生身份进了一所普通高中。

但对于这批98级站在变革浪尖的初中生而言，考中专，仍是跳出农门的捷径。班上前三名的同学都如愿以偿考上了中专，其中包括他的好友刘丹江，去了西安航空工业学校念书。

更多的中学生走向社会，班上继续升学的不到1/3。王卫峰的那些“兄弟”离开校园后，先是到建筑工地打工，几年后陆续回家，父母又开始张罗着婚事。等到王卫峰大学假期回家，许多同学已经生了娃，在那片黄土地上重复着祖辈们的生活。

上高中后，一名中年商贩带着他的小女儿走进王卫峰的家庭，他们重组了一个五口之家，其中三个小孩都在读书。王卫峰开始变得孤僻，他重新拿起画笔以及小说，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但学习压力仍然很大，从高一下学期开始，每个周末都在补课。当王和他的同龄人在课堂里埋头苦读时，刘丹江给他写信说，后悔当初考了中专，“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选择，还不如读高中。”“考中专的都是些拔尖的学生，多浪费啊，”王卫峰想到这里，倒有了一丝优越感，但仅仅是一念之间，面对堆积如山的试卷和复习资料，他还是羡慕刘丹江现在的校园生活——“学校很自由，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此时的王卫峰感觉完全活在一个套子里。这种生活是：早上6点起床晨读，晚上自习到11点，全封闭式教学，除了做试卷还是做试卷，形如桎梏。“以致进了大学，还不知道素描怎么下笔”。“当时，我在应试教育中，多么羡慕刘丹江已经脱离了。”王卫峰说。

1999年，中国高校第一次扩招拉开序幕，当年招生人数是108万，7年之后，2006年的大学新生，达到540万。和前几年的毕业生相比，此后的大学生对学费越来越高、就业越来越难深感焦虑。而坐在高一课堂上的王卫峰却是欢欣鼓舞，老师说，“现在好了，现在不怕了，现在扩招了。”于是大家都手舞足蹈起来，王卫峰比较内敛，也在心头暗自激动，“仿佛大学是自家门槛，人人都可以跨进去一般。”三年后，王卫峰最终以438分的文化成绩，考进湖南某大学包装设计专业。这一年，他的母校本科生考了12人，是建校来的历史突破。

昂贵的大学

老师说，我们这个专业很抢手，在南方，你们学长学姐工资都有3－4千。王当时在想，我最起码也值5－6千吧？

上大学前，王卫峰想着好工作在向他招手，笑盈盈的。

2001年开学典礼上，学校领导说，“包装设计专业很吃香，你们学长学姐们在深圳工作，很抢手，工资都有三四千。”台下疯狂鼓掌，欢呼雀跃，王卫峰想，“他们都三四千了，我最起码也有五六千吧。”对于自认为终结了应试教育噩梦的年轻人来说。接下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挥霍了。“我要把我没睡够的觉，没看完的小说全部补回来，”王说。在班上，女生聚在一起讨论化妆打扮，男生则研究国际形势，足坛赛事。大家都感觉彻底自由了，解放了。

王卫峰所在的大学是以包装专业为特色的高校，但仍属于中国高校的“第二梯队”，从2001年开始，中国高校开始奏响“合并”“升级”“更改校名”三部曲。王的母校最终在五年后成功合并两所大专院校，更名晋级。

在填写志愿时，听说到的大学学费是6000元左右，但开学后，加上住宿费，竟高达14000多元。王卫峰花光了父亲生前留在存折上的所有积蓄，到了第二年，家里再也拿不出学费了。虽然这一年，由于一名新生的告状，学费已经降到了9000多元。

之后，王卫峰到系里申请助学贷款，被“体育不及格”的限制挡在门外，这些名额非常有限，王隔壁班的一名同学则主动退学，回家种蘑菇，四年后的聚会上，听说那个人发了大财。而王卫峰却因为拖欠学费，至今学校拒绝颁发毕业证。

高昂学费没有换来相应的平衡。在这所包装人才的摇篮里，王卫峰和他的同学，大学一、二年级练习绘画基础，大三学习专业知识“盒型设计”，用白卡纸制作各种类型简单的盒子。在课堂上，副教授拿出上世纪70年代的包装作品作教学演示，其中“云雾山茶叶”的包装，引发台下学生哄堂大笑，“那些作品再普通不过了，摆在柜台上，顾客几乎看都不看一眼。”他们没有料到，一年之后，出来找工作，所学的知识已经滞后，“现在都用UV工艺了，而学校还在教铜版纸、CNYK四色印刷。”同学李宗林评价，“学校是拿着上世纪70年代的知识结构，应付21世纪的时代变革。”那些东西，只注重功能性，而现代包装看重的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但沉浸在象牙塔里的人们，全然无知。到了大三反倒迷茫起来，谈恋爱比率上升，在王卫峰班上，有2/3的同学开始了爱情之旅，“至少有70%的恋人发生性关系。”一对学生情侣，竟然在王的寝室里住了一年，他们躲过学生会的检查，入夜进门，拉上帘子就是两人世界。“在大学里，你必须习惯这些东西，你可以读书，也可以谈恋爱，这是你的自由。”王卫峰认为这很正常，正如他每次路过宿舍厕所，看到男孩子守在门口，就知道女孩子一定在里面。而同学找他借钱，通常也会坦然地说是堕胎。

与此同时，就业话题像乌云飘然而至，这期间，大学生心态沉重，王卫峰也不知道老师说的是真是假，但心里总有些疑虑。“外面传得沸沸扬扬，总听到有人说找不到工作，有些慌乱。”于是他开始准备考研，买了很多资料，早晚到自习室占座位，“现在看来，这多少有些逃避的意思，既然本科文凭难找工作，拿个硕士文凭总有优势。”老师也在鼓励，“考研吧，考上了就好找工作。”恍然之中，王卫峰又站到了高考前夕，那时候的动员口号就是，“考上大学，找个金饭碗。”考研在班上形成了风气，路上遇见，同学之间打招呼说，“考研吗？”“考哇！”另一个高声应答，似乎说不考就是没有上进心。但却鲜有人能坚持下来，王在复习了一个月后，主动放弃了，班上能坚持到最后的，只有零星几个。“太苦了，谁又能料想毕业后的情形呢？还不如现实点，找工作先。”对于这种草率，王卫峰总能给自己找到理由。就像班上那些学生情侣，毕业后，现在还坚守一起的，他算了一算，几乎没有。

贬值的大学生

他去参加一个设计公司的面试，走进去一看，“嚯，全是熟人，光同班同学就有5、6个，大家面面相觑。”

就像子弹堵在枪膛里，王卫峰在去深圳找工作之前，跟他的同学们兴奋了老阵子，他们口耳相传，“那里是设计之都，有无数的机会在等着我们”。

当他和另外三名同学走下火车，漫无目的地走在深南大道上时，踌躇满志在轰鸣的车流中消弭殆尽。他们挤了一天的招聘会，满头大汗，却一无所获，“人太多了，人山人海，都说自己是大学生。”回到十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他们开始骂学校，骗子，混账，白白浪费了四年青春。什么恶毒的话都骂尽了后，又担忧起明天的工作。

他们发现，在学校所学的知识，现在什么都用不上。想起开学典礼上的情景，王卫峰觉得5000元的工资是不可能了。他说，“2000吧，我只要2000元。”但老板只肯给1000元。大学生王卫峰气愤地走了。

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设计公司的面试，走进去一看，“嚯，全是熟人，光同班同学就有五六个，大家面面相觑。”离过年只剩一个多星期了，王卫峰的工作还是没有着落，身上带的2000多块钱所剩无几，于是他硬着头皮，打电话让家里汇了500元救急。

也就是在此时，他遭遇了考官的三个“小学生”问题。大学知识的狭隘性暴露无遗。他甚至觉得，即便没有读过大学，在这一行混着，也能够回答。

他开始妥协，等到再一次考官问他要多少工资时，他说，“我是来学东西的，随便你给多少。”考官说，“你明天来上班吧。”王卫峰在大学学了四年包装设计，但设计的作品却总达不到客户的要求。客户要求把葡萄和长城结合，葡萄园和大海相结合。设计师王卫峰想，“这怎么可能呢？长城、海洋怎么能跟葡萄搭上关系呢？”“徐悲鸿从不画他没见过的东西，”王卫峰成为同事的笑柄，他抱怨自己生不逢时。

2004年春节，一同来深圳闯天下的三个同学陆续离开。一个依靠亲戚关系在工厂里做苦力，临走前，叮嘱他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很丢人。”另一个去了深圳关外某工厂，800元一个月。唯一与本专业挂上关系的同学，被一家小印刷厂收留，工资800元，包住不包吃。有一天，王卫峰去看他，发现同学在印刷厂的厂房里铺个烂纸箱，这就是他的卧室。

除夕夜，他接到去了工厂的同学的电话，“还没开口，就哭了，同学说，觉得特难受，想回家。”2005年6月，王卫峰回到学校答辩，因拖欠学费，毕业证被扣了。母亲闻讯从陕西赶来，找院长助理求情，院长助理说，“没钱还上大学？大学又不是义务教育！”“怎么办啊？怎么办啊？”看着40多岁的母亲不知所措的神情，王卫峰很难受，他把母亲送上回家的火车，自己也买了票，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深圳。”

在钢筋丛林中生活

“烫了个卷发，头发越来越少，”学长摸了一下头发说。王心里想，那时候多拉风的一个人，怎么就成这样了？

如今，王卫峰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几岁，他学会了掩饰，他跟老板谈话时常说，“我工作三四年了”。他认为在这一行里，经验永远比文凭贵重。他甚至很少主动提起曾是大学生。

在深圳林立的高楼大厦里，这样的年轻人不计其数。王卫峰在一个星期前又换了份工作，毕业一年后，换工作这类事，再寻常不过，但他不会像以前那样迷惘。

早上8点钟到办公室，晚上6点半离开，但通常这个时间不是准确的——几乎有2/3的时间，他都要加班到晚上8点多，然后坐上60路公交车，半小时车程后，回到被高楼洋房包围的岗厦村与同学合租的1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

屋子终年黑暗，不见阳光，伸手可以摘到对面窗台上的花盆。他经常会在厕所里看到对面的女孩子们穿着内衣在卧室里跑来跑去。不管白天晚上，各种声音嘈杂而至，有时候甚至是在清早，隔壁的叫床声也会把他们吵醒。

一段时间里，他想搬出城中村，他现在底薪3800元，过了考核期涨到4000多元，他认为有能力支付这些开支。可再往深想一点，又觉得这完全没必要——每天工作累得筋疲力尽，每周只有一天假期，往往还会被突然而至的货单霸占；挂在墙上的吉他，被灰尘蒙蔽，几乎没有拨动过琴弦；就连不到20米拐弯处有条小吃街，他都不知道怎么走。

王卫峰大学班上有30多名同学，如今有20多人在深圳工作。但几乎没怎么联络，来这里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卷入深圳速度，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耗费。

最近的一次——也是来深圳后仅有的一次——同学聚会上，王卫峰迟到了，他加班到晚上8点多才赶去。但他的另外一个同学却没有参加，这是一个辞职后3个月没找到新工作的男孩子，他觉得很没面子，不想去。

“不要多少钱的。”王卫峰劝他。

“我没心情，”男孩说。

这次聚会来了30多个校友，但多半满腹怨恨，时运不济。在聚会上，王卫峰看到了大学时的学生会主席，“当年多拉风的一个人，现在一看，妈呀，怎么就成这样了，满脸痘痘，黑瘦黑瘦的，差点没认出来。”“都是设计给害的，”学长颇为懊恼，摸了摸头发，自嘲说，“烫了个卷发，头发越来越少了。”“在学校真没学到什么东西。”同学讨论说。

“主要靠自己，这么多人来深圳，你要想学东西，就好好待着，慢慢熬，要混日子，最好到别处去。”学长说。

王卫峰的设想是，再做几年设计师，之后自己开公司。但现在，他的压力越来越大，他阴沉着脸，很少有笑容，除了每个月的房租和伙食费，他几乎很少有开支，他还要承担妹妹的学费和生活费——王的妹妹在陕西师范大学读国画专业——尽管他认为大学生贬值。就在一个月前，一位北京来的大学生到公司实习，白干不拿钱，却被老板拒绝了，“碍手碍脚的，浪费我的电费。”“这个社会就这样，你越是痛骂大学，到头来，没有这张文凭，你更加难以立足，”王卫峰说，“这很混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过的。”但每天早上，晨曦微露，王卫峰还得匆匆忙忙走出脏乱堆积的城中村，挤上公交车去上班。